拍出《性愛自修室》的英國人,曾經有多悶騷?

拍出《性愛自修室》的英國人,曾經有多悶騷?原創 陸大鵬 硬核讀書會前段時間,英國劇集《性愛自修室》上線了第三季,引起了很多討論。這部溫暖、前衛、充滿寬容的劇集是標準的“英國製造”。
你或許很難想像,在一百多年前,英國曾經經歷過一段對“性”諱莫如深的悶騷年代。
歡迎來到陸大鵬的專欄——“紙間旅行”,我們和他一起,通過兩位“勞倫斯”的故事,進入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

所謂維多利亞時代,即維多利亞女王的統治時期(1837—1907),是大英帝國如日中天的時代。兩個勞倫斯都在維多利亞時代度過了青少年期,他們的世界觀都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的產物。維多利亞女王畫像。
在這個時代,英國有兩位姓勞倫斯的偉人。一位是小說家和詩人大衛·赫伯特·勞倫斯(D. H. Lawrence,1885—1930),熟悉英國文學的朋友肯定知道他的《兒子與情人》《戀愛中的女人》《虹》《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名作。
D. H.勞倫斯常寫性,而且是現實主義的、不加掩飾的露骨描寫。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曾被認為是淫書,鬧上了法庭;《虹》裡有女同性戀情節,曾被查禁。說來慚愧,我在中學時代讀他的小說時,也主要帶著一種情色的興趣。現在看來,讀者的確是需要一定的人生閱歷,才能欣賞勞倫斯的深刻和偉大。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另一位是考古學家、軍人和作家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T. E. Lawrence,1888—1935),江湖人稱“阿拉伯的勞倫斯”,因為他建功立業在阿拉伯地區,正如大英帝國征服印度歷史上的名將羅伯特·克萊武被稱為“印度的克萊武”。
T. E.勞倫斯是個悲情英雄,在大英帝國在中東的霸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大衛·里恩執導的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或者他自己的回憶錄《七根智慧之柱》。我有幸翻譯過斯科特·安德森執筆的傳記《阿拉伯的勞倫斯:戰爭、謊言、帝國愚行與現代中東的形成》。
兩個勞倫斯年齡相仿,都是英國的偉人,人生道路不同,但今天我要談的話題——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道德觀與心態,和兩個勞倫斯都有點關係。
D. H.勞倫斯的父親是煤礦工人,根正苗紅的工人階級,而母親是家道中落的中產階級。 T.E.勞倫斯的身份比較特殊,下文會詳述。很難說兩個勞倫斯算不算典型的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但他們的人生都是這個時代的有趣註腳,讓我們對今天英國人的“國民性”(如果真有這種東西的話)能夠有些認識。
英國的社會史學家哈羅德·珀金(Harold Perkin)曾經寫道:“在1780年到1850年,英格蘭人不再是世界上最咄咄逼人、兇殘、粗暴、口無遮攔、喧鬧、殘酷和嗜血的民族之一,而是變成了最拘謹、禮貌、守秩序、溫和、假正經和虛偽的民族之一。” 這一轉變正是發生於喬治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的過渡期。
在衛理公會等“不服國教”的新教教會和英格蘭聖公會的福音派的領導下,出現了要求提高道德標準的強大宗教力量。人們推崇性節制,不容忍罪惡,主張訂立嚴格的社會守則。
我覺得,今天中國人對英國人的印象(或者說刻板印象),肯定是更接近珀金筆下的後一套形容詞,特別是“假正經和虛偽”。用現在流行的一種說法,英國人特別擅長“陰陽怪氣”。而英國人引以為豪的禮貌,也往往會被更大大咧咧、熱情奔放的美國人(或者中國人)認為是“虛偽”。
T. E.勞倫斯未必是“假正經和虛偽”的,但肯定不是“大大咧咧、熱情奔放”的。而且小小年紀的他,就已經展現了刻板印像中英國人的“僵硬上唇”(stiff upper lip,意思是自製力強,不輕易流露感情,不苟言笑,在任何情況下都鎮靜、內斂)。
《阿拉伯的勞倫斯》
他十八歲的時候,利用暑假在法國西北部騎自行車遊覽。就在這不久之前,得益於設計革新和大批量生產,歐洲公眾才開始大量購買和使用自行車。在英國中產階級,騎自行車遊覽歐洲鄉間一時成為時尚。但勞倫斯的旅行可不是普通的鄉村遠足:他行程近一千英里,參觀了諾曼底地區的幾乎每一座城堡和大教堂。後來他在牛津大學的本科畢業論文《12世紀前十字軍東征對歐洲軍事建築的影響》也是基於自己的長途“田野考察”,不過是在中東地區的旅行。
在諾曼底騎自行車旅行考察期間,T. E.勞倫斯給父母寫了許多信。但是這些信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可能會顯得有點奇怪。比如,在1906年8月20日給父親的信中,他寫道:“我想,是該給你寫封信的時候了,儘管這封信的文風(與之前的信)沒有任何不同之處,因為我寫的所有信函都同樣地不談個人的情況。我努力去描繪的建築物將會長存於世,比我們更長久,所以它們理應在我的信中佔據更大篇幅。”
勞倫斯言出必行,在這封信的餘下部分裡沒有談及任何關於他自己的事情,甚至沒有說到自己兩天前是如何過十八歲生日的。他光是詳細地描述了他剛剛參觀過的一座14世紀城堡在結構上的獨特之處。
勞倫斯寫給在英國的家人的信件的主要內容就是對古建築的描述。他常常在信的開頭簡短地表達對母親健康的關心,但他的絕大部分信件的主要特徵是徹底的冷靜超然,就像這封給父親的信的口吻一樣,彷彿是在作學術演講。 T. E.勞倫斯把它心愛的摩托車命名為“喬治五世”。

按照傳記家安德森的分析,這種情感上的克制對維多利亞時代末期的英國中產階級家庭成員來說並不罕見:
勞倫斯家庭中男性居多,有五個男孩,沒有女孩,所以他們家或許格外冷淡自製。但是英國中產階級特別推崇自我克制和低調保守,孩子們被要求做到勤奮努力、尊敬長輩,而父母對孩子最好的禮物不是萬般寵愛,而是嚴肅審慎的宗教教誨和良好的教育。中產階級的世界觀簡單樸素而安逸自得。
工人階級已經開始萌生激進的政治觀念,而英國中產階級仍然固守著一種更重視血統和口音而不是那麼看重掙得的財富的社會等級觀念,這是一種嚴格地規定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種姓”制度,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五十年前更加嚴格。這種階級分化雖然死氣沉沉,但意味著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他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得到怎樣的提升。人們盡可能地通過“虔誠的美德”——謙遜、自立、勤奮和節儉來獲得社會和經濟地位的提升。
當時人們最為堅信不疑的信條或許就是,大英帝國矗立於現代文明的巔峰,帝國的特別義務是通過貿易、聖經、槍砲,或者這三者的結合,去啟蒙和教化世界上較為不幸的文明和種族。維多利亞時期的中產階層。
這種觀念滲透到了英國社會的所有階層,但在中產階級特別興盛,因為帝國的主要管理者——中層軍官和殖民行政官員——就主要來自中產階級。無疑這也促使這個階層的家庭中出現了一種情感上的疏離;從孩子降生起,父母就不得不告誡自己要堅強,因為他們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將來可能會漂洋過海,前往帝國的一個遙遠的前哨,或許幾十年都不會再見面,有的甚至一輩子都無法重逢。
所以,在20世紀初長大成人的那一代英國中產階級成員有著一種冷淡超然的特質,也就不奇怪了。
但在勞倫斯家“一本正經”的中產階級生活的背後,隱藏著一個驚世駭俗的秘密:
他們根本就不姓勞倫斯;大英帝國的英雄“阿拉伯的勞倫斯”其實是個私生子。
T. E.勞倫斯的父親的真名是托馬斯·查普曼,出身於盎格魯-愛爾蘭小貴族家庭,享有從男爵的爵位。從英格蘭的伊頓公學畢業之後,查普曼返回了愛爾蘭,於19世紀70年代初在韋斯特米斯郡的家族莊園過起了閒適愉快的紳士地主的生活。他娶了另一個富有的盎格魯-愛爾蘭家族的千金,不久就有了四個女兒。查普曼家族的兄弟們。 /wiki
但是,不久之後,查普曼如“唐頓莊園”般優雅體面的生活開始瓦解,因為他和自己幼女的家庭教師——一個叫薩拉·瓊納的二十四歲蘇格蘭女人有了私情。 1888年初,查普曼的妻子發現丈夫不忠時,薩拉已經和查普曼生了一個兒子,將他藏匿在都柏林一套租來的公寓房內,還懷上了第二個孩子。查普曼的妻子拒絕離婚,於是這位貴族不得不在兩個家庭之間做出選擇。
在維多利亞時代嚴厲而保守的法律和道德桎梏的束縛下,這個決定將會造成極其深遠的影響。如果托馬斯·查普曼選擇留在薩拉身邊,他不僅會被剝奪絕大部分遺產,他的四個女兒將來也會因為家族醜聞的恥辱而很難嫁人。他和薩拉的孩子將更加命途多舛。作為私生子,他們會被很多高檔學校和高級職業拒之門外。
查普曼選擇和薩拉在一起,把家產讓給了自己的弟弟,然後和薩拉一道,於1888年中期離開愛爾蘭,來到威爾士北部一個小村莊,隱姓埋名地住了下來。這一對飄零鴛鴦使用了薩拉母親的娘家姓——勞倫斯。這一年8月,薩拉生下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他們給他取名為托馬斯·愛德華,也就是後世熟知的T. E.勞倫斯。
所以,勞倫斯一家在表面上遵從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中產階級的夫唱婦隨、治家嚴謹的道德,也奉行中產階級的教育理念與生活方式,但實際上這個家庭的存在本身,就是源自違背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的婚外情和私奔。
那麼,表面上的“一本正經”是不是一種“假正經和虛偽”呢?或者說,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至少在這個例子裡,是充滿內在矛盾的。一些歷史學家視維多利亞時代為一個矛盾的時代,外表體面克制,內裡卻充滿黑暗,表裡不一。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貧富分化懸殊,工人階級生活勞苦,社會底層動盪不安,犯罪率也隨之增加。矛盾成了這個時代的特徵。缺失的性教育
根據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的道德觀,勞倫斯家的婚外情和私奔是不堪之事,需要嚴嚴實實地遮掩起來。那麼,性(和其他的生理功能一樣),肯定是一個無比尷尬的話題了。文藝作品,包括莎士比亞的戲劇和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都遭到無情的“淨化”(bowdlerization),刪去其中“黃暴”內容,使之適合“純潔”的兒童和少女。
所以,性教育是嚴重缺失的。中產階級的新娘在婚前保持處子之身,往往到了新婚之夜仍然缺乏足夠的性知識,所以新婚之夜往往是令人痛苦的回憶。一般來講,男人在婚前的性行為往往得到寬容,甚至縱容,畢竟“男人永遠是少年”(boys willbe boys)。當然,男性(婚前的)放縱與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觀也是相悖的。
不過也有的男人在新婚之夜經受了心理創傷,比如維多利亞時代的大作家和藝術批評家約翰·羅斯金(1819—1900)與妻子艾菲·格雷(EffieGray)結婚六年後仍然沒有圓房,隨後離婚。艾菲在給父母的信中說,羅斯金對她的“身體”感到厭惡:
“他曾(為拒絕與妻子同房)給出各種理由,說他討厭小孩,或出於宗教原因,或希望我的美貌能夠永駐。今年他終於告訴了我真正的原因……他(在婚前)對女人的想像與他看到我的樣子大不相同。他不願意讓我成為他的真正妻子的原因是,他在新婚之夜就厭惡我的身體。”
而羅斯金在給自己的離婚律師的信中寫道:“這樣一個女人,絕大多數人都會被她吸引,而我不願與她接觸,大家也許會覺得這很奇怪。但是,儘管她的面容很美,她的身體卻無法引起我的激情。她的身體上有某些特點,讓我完全產生不了感覺。”
既然羅斯金也承認妻子是美人,那麼她究竟有什麼問題讓他唯恐避之不及?英國女作家瑪麗·勒琴斯(Mary Lutyens)推測,羅斯金在婚前對女性身體的了解完全是通過古希臘雕塑和裸女繪畫,而他在新婚之夜看到妻子居然有陰毛,不禁大吃一驚、心生恐懼,因為藝術雕塑和繪畫上可沒有這個。英國藝術批評家彼得·富勒(Peter Fuller)的猜測則是,妻子的經血讓羅斯金心驚膽寒。公園79年的維納斯圖繪。
不管怎麼說,羅斯金在性方面都是驚人的naïve。這肯定是個極端的例子,但頗能體現維多利亞時代的拘謹性道德,以及某些男性對女性之“聖潔”“完美”的怪誕幻想。寫出禁書的勞倫斯
而文學家D. H.勞倫斯在性方面顯然不像羅斯金那樣荒唐,倒是和T. E.勞倫斯的父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曾為了愛情,不管不顧地跟身份地位與自己迥異的人私奔。 D. H.勞倫斯在1912年邂逅了自己在諾丁漢學院的教授的妻子弗里達·威克利(Frieda Weekley)。
弗里達的身份不一般,是出身於德國貴族世家的男爵小姐,原姓馮·里希特霍芬,和著名的王牌飛行員“紅男爵”曼弗雷德·馮·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 必填欄位標示為 *